革方案，从而保证根本改革的顺利进行。”
在这段论述中，吴敬琏其实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第一，当前的重点工作是调整；第二，调整要靠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第三，中国经济必须进行大改大革；第四，我们迄今没有一套全面改革方案。
晚年的吴敬琏回忆说，当顾准所说的时机终于来临时，我们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却是那么的不足。人们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对于改革如何进行，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来代替旧的经济体制却还在苦苦的探索之中。多数人的思想还停留在采取某些放权让利，在微观层面进行小改小革的层次上。他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察，那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决策层及理论界有一种论调，即高速度是改革的，低速度是保守的；放权是改革的，集权是保守的；不怕通货膨胀是改革的，担心通货膨胀是保守的。
在“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的时候，中国处在国贫民穷的严峻时刻，中央财政枯竭，物资极端短缺，城市工商业处于瘫痪境地，因此，绝大多数的执政者及学者都把精力集中于如何增产增收以及如何提高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上。人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整体反思是不彻底的，甚至，很多人依然沉迷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成就，形成了所谓的“一五情结”。哈佛大学的德怀特·帕金斯教授便认为：“‘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并不是红卫兵年代的无秩序造成的，而是长期遵循一个独特的发展战略并由战略而产生的计划和管理的质量所致。因此，要解决这个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战略，但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在10年之后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到2003年，吴敬琏在写作《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写道：“企图以海量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我国经济情况极度恶化以及巨大的财富乃至生命损失。然而，即使造成了这样大的灾祸，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却始终没有得到纠正。经济增长主要倚靠投资，特别是重化工业投资，成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开始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我们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在当时的现实和宏观环境之下，人们不愿意把体制这个“铁锅”一下子打破，只是希望在最小的震荡范围内逐步地改变不合理的一切。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中国就选择了一条务实主义的、渐进改革的道路。
在这样的时刻，人们需要一个改革的参照体，它不可能在体制全然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去寻找，而只可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去发现。苏联式的道路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于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便成了唯一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