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一些计划派人士开始攻击市场取向的改革，认为物价上涨就因为政府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所以，必须重回统购统销的管控路线，一旦放弃计划，势必天下大乱。
在这个问题上，改革派是有共识的。孙冶方抱病写出3万多字的《为什么调整——调整中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解释政府的开放政策是正确的，造成物价上涨的原因不在于调整农产品价格，而是因为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他认为，要压缩投资规模，必须严格控制银行信贷，将现行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同时，他提出要严格地划分扩大再生产与简单再生产的界限，属于追加投资部分的基本建设，要集中于中央和各省市来掌握，另外还要加强合同制，修建单位和承建单位必须签订详细合同，然后严格执行，违者必须受到制裁，赔偿一切经济损失等等。
与孙冶方持相似观点，并在第一线与计划派交战的是在计委经济研究所任顾问的薛暮桥。
薛在个人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国家计委的一些做法：在经济建设上，一再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超越国力，盲目扩大基本建设投资，在编制规划时，凭空提出到1985年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后来到1985年实际达到4679万吨）的高指标，以此为目标，提出要建设“十大钢铁基地”、“十大石油基地”、“八大煤炭基地”等过高计划，1978年基建投资一加再加，并且不顾外汇支付和国内配套能力的限制，一窝蜂地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物资供应全面紧张，到处停电缺煤，财政也发生困难。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了。当时我和一些同志议论时曾经说，这不又在搞“大跃进”吗？
薛暮桥的观点是，必须下决心调整，从走过头的地方退回来，坚决把6000万吨钢的高指标降下来，大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努力把农业、轻工业搞上去，并调整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他还对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过去总是说我国国民经济的三大改造是完全成功的，但问题不
这是建国之后的第二次价值规律讨论会。选择这样的时间和地点明显带有强烈的寓意性。就是在整整20年前的1959年4月，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在上海的和平饭店主办了一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此后岁月，不堪回首，当年所有的与会者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江苏无锡，又正是当年主事者孙冶方的家乡，会议在这里举办，也算是对这位伟大思想家的一个致敬。
20年前的重要参与者，除了已经去世的顾准等人，再次重聚在一起。经历了无穷的跌宕与磨难之后，人们重拾话题，感慨万千。孙冶方时年71岁，已被确诊患上了肝癌，自知来日无多，他的堂兄薛暮桥也已是一个75岁的老者了。而当年坐在角落里充当笔记员的风华青年吴敬琏等人也都年近半百。
在开幕式上，为了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顾问的薛暮桥讲了“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坐在一旁的孙冶方当即接下话头，提出还要“五不怕”——不怕批斗，不怕罢官，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接着他又说，不但要“五不怕”，最要紧的还有，要给被批判者以说话的机会。话音一落，全场掌声雷动。
这次会议的与会人数多达400位，让大家叹息的是，20年一瞬息，讨论的命题似乎还是从原地出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吴敬琏和周叔莲、汪海波提交的论文是《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的自动调节》，他的观点基本上延续了20年前张闻天、薛暮桥等人提出过的，当时又为孙冶方、马洪等提倡的“对企业放权”的思想，强调企业在经济上具有独立性，要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建立企业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为企业之间的竞赛设立“同一起跑线”。
他后来回忆说，在行文过程中，他斟字酌句，为了不越过依然存在的“雷池”，还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竞争”这个词汇，而代之以“竞赛”。
就当经济学家们在无锡讨论价值规律的时候，经济界和经济学界却正在发生着一场激烈的论战，这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场经济政策大争论。论战在两个“战场”展开，一个是在改革派与计划派之间，另一个是在改革派内部。
争论的焦点是同一个：如何看待改革以及如何防止经济失控？
进入1979年之后，随着改革鼓点的敲响，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包括职工提薪、奖金发放、安置就业、政策退赔、农产品提价以及扩大企业和地方财权等。这使财政支出大幅增加，与此同时，经济的复苏带动基础建设的复兴，各地的基建规模不断扩大，渐渐到了预算无法控制的地步，据《中国经济年鉴》披露的数据，1979年中央财政赤字170余亿元，1980年120余亿元。很快，社会上出现了物价普遍上涨的景象，到1980年年初，商品价格上涨6%，其中城市上涨8.1%，农村上涨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