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论文中，吴敬琏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这是一种貌似大胆的、带有原创性的思想。当时的吴敬琏便进行了两个向度的解释，一方面，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在若干方面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呢？据我们的理解，资产阶级法权就其完整的意义来说，就是私有权，就是商品所有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具有特征性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另一方面，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共产主义的经济规律起着主导作用，首先，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取得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显然这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在起作用。其次，社会主义不是盲目地、无政府状态地进行，而是由社会‘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据此，他推导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经济中私有制的残余，需要有步骤地加以消除。”他所指的“残余”，包括“资本家还在拿定息，农村中还有一小部分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农民私人副业产品中的一部分还可以在初级市场上出售”。
吴敬琏的这篇论文充满了矛盾和黏合的痕迹，他试图在经典理论的叙述框架内消解所有的思想冲突和争论，他提出的这一“过渡理论”，为当时的执政者提供了“灵活”的理论武器。在这篇近两万字的论文中，吴敬琏展现了吴式研究的两大基本特点。第一是论述形式上的严密性，他先是提出问题，陈列不同的观点
的这一观念与孙冶方等人相比，显得更为“思想纯正”。在经典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直认为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同社会主义不能兼容，而斯大林在具体的国家治理中发现，这一理论引导的是一条无法通行的道路，所以他在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加入了货币结算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元素”，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著作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
也正是在1959年年初，国民经济因“大跃进”的虚耗陷入空前的低迷，可怕的三年大灾害（1959~1961年）开始了，政治运动减缓。3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讲话中说，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客观规律、客观法则，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孙冶方等人为之大受鼓舞，认为反思的时刻到了。
4月，中国经济学界在上海的和平饭店主办了一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这是建国之后第一次全国性的理论研讨会，与会学者245位，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所有重要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公认的四大经济学领袖——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国家计委副主任薛暮桥、学部委员和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骆耕漠、经济所所长孙冶方。这四位在日后均与吴敬琏有很深的渊源。学者们提交了54篇论文和23篇调查报告，大家讨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关于人民公社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3种主要交换关系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等等。
在研讨会上，吴敬琏、张卓元和孙尚清等年轻人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充当助手和编写会议简报，据吴敬琏的回忆，这次会议开得没有火药味，不像后来的“学术讨论”那样“以阶级斗争为纲”，“虽然有激烈争论，却完全是学者之间的平和讨论”。经济学家们似乎已经就价值规律的问题达成了共识——日后证明这一共识在政治需要面前是多么的脆弱。据张卓元回忆，“在青年学者中，吴敬琏是唯一一个能够插得上话、坚持阐明自己观点直到最后的人，让人印象深刻”。
这次讨论会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有着破冰式的意义，但是对实际的工作却没有产生现实的推动，在饿死人事件频频发生的时刻，经济学家们的坐而论道显然“缓不救急”。
更让人感叹的是，到了7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原本决定对当前的失控景象进行反思，而最终的结果却以更激进的方式闭幕，对“大跃进”持有不同看法的彭德怀元帅等人遭到严厉批判，会议最终达成的共识是：形势大好，前途光明，继续“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风向突变让中国失去了一次清醒反思的机会。而经济学界也按照政治指挥棒的指挥，径直向“极左”的方向疾行。
后来将发生的事实是，下一次关于价值规律的讨论会将在整整20年后的1979年4月举行。
1960年一开春，吴敬琏学术生涯中发生的大事，是和自己的年轻同事桂世镛一起被派去作孙治方和于光远的助手，参与准备孙于两人与苏共展开论战的论文。接着，吴敬琏参加了理论界学习毛泽东《政治经济与读书笔记》的研讨班。通过这次学习，吴敬琏完全被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述所吸引，认为经济研究工作的意义就在于阐述毛泽东的这些思想。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60~1964年期间，吴敬琏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写出了他40岁前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二是参与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编写。
1960年5月，经济所主办的《经济研究》刊出了吴敬琏的长篇论文《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它不但在中国经济理论界造成了轰动，甚至在国际左翼理论界也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