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商们左耳听到要严,右耳听到要松,一时不知道该听哪一个的。而粮价一旦开始走低,再要维持当初的强自支撑也不容易了,所以超过一半的粮商还是继续以两三倍于平时的价格将粮价部分部分地卖出。市民眼看天策官府显得举棋不定,也担心官府撂开了不理,且家中存粮也不多了,因此不少人也开始忍痛购粮。
郑渭这时早已反应过来,道:“粮价太高,固然有损国计民生,但粮价如果太过低迷,同样会有损国本。”
执政诸大臣都觉得有理,正在这时杨易的第二次回复又到了,仍然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请中枢方面收回成命,又表示若真的要自己去主管山南政务,则请先卸掉自己在北庭的防务。
郭汾趁势下台,便从其请,改由奚胜作为此次山南粮价问题的主处理官,又从中枢派出一批文臣前往辅佐,而将“天山南麓的粮食管辖进行战时配给”的严厉命令也调整为“依法相机行事以维持中部地区粮价平衡”的模糊指令。
经过这一番反复,时间已经到了四月,部分冬小麦开始迈入收成季节,只要再过一个月,天策军便能度过这次危机。境内商业的不景气暂时尚无善法解决
第二天便有几家小商贩耐不住,首先降价售粮,这降价的口号一出,这几家商贩登时被同行骂了个半死,指责他们没有道义,指责他们不团结,指责他们不该被这风声一吓就垮了!
然而想要指望商人们为了道义而团结起来,要让他们面对官府时鼓起勇气,那是做梦!
不用等第三天,第二日黄昏便又有几家小商贩跟着降价,这价格若是不降下来,众人齐撑,便是撑它几个月也未必就降下来,这时候一旦有人降了个头,便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到了第三天清晨,高昌二十家大粮商中的三家也将粮价跳楼,当初粮价攀升时还是一步步地攀,这时粮价降下来,那便是跳悬崖一般!
而且粮食的降价狂潮也有如瘟疫一般,一开始是出现在高昌,跟着便开始蔓延到了伊州、龟兹、焉耆,甚至沙州!
高昌市民,也有趁机狂扫的,也有的道:“不忙不忙,且莫着急,看看再说,明天说不定还要降价!”
凉州中枢要将天山南麓的粮食管辖进行战时配给的消息一经传出,安陇大哗,民间仍然是一派支持的声音,然而当事情犯到了自己的头上,许多生意人便都惊怕了起来。
政令尚未正式发布,但高昌的那些粮商早在凉州埋伏了眼线,一收到消息马上以比官方还要快得多的速度向西传递消息,高昌众粮商听说之后震惧非常,一时间整个高昌市面都恐慌了起来。
若真的按照战时配给来办,那么这些粮商只怕都得亏得连渣都不剩,许多小商贩听到消息的那一刻都失声哭泣,高昌一条街人人洒泪。
其实,当初郑渭若是在收到粮价攀升的消息后马上就放出这样的风声,众粮商未必会这样怕,但这次的事情在凉州闹得纷纷扬扬,将各个阶层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来,且凉州坊间也罢,纠评台的御史们也罢,其言论全都对粮商们极其不利,这时候再吹出这个风声来,满高昌的粮商便都相信了,害怕了。
惊怕之后要想办法,有的道:“不如赶紧将粮食藏起来吧。”
如此一来二去,粮市更是节节下走,等到粮价开始下挫的消息传到凉州,那已经是十日之后,高昌的粮价已经降到许多粮商要跳楼!即便如此许多百姓还是不肯买,都要等粮价跳到最低。
就在这时在高昌就食的军民得到了授意,在粮价降到平时两倍左右开始购入,若非如此只怕粮市会有价无市。
郭汾听到消息之后甚是欢喜。又过十余日,杨易开始发来回函,声称自己以轮台都督的身份兼涉山南政务,不合定制,若是真要施行,只怕会乱了国法,还是请中枢另行安排。又认为如今境内无事,如果贸然推行战时体制,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只怕日后会有遗患,因此希望中枢重新考虑这一政令。
消息传出,粮商在此大哗,又有一些人赶紧粮仓将捂紧了!
不料这时中枢再次传出消息,驳回了杨易的提请,仍然要他执行。
却马上被人冷笑:“藏?怎么藏!人家轮台都督是什么手段,不管你藏在哪里,掘地三尺也会给你挖出来!”
也有的说不如赶紧运走,然而粮食不是金银珠宝,运起来不但费用甚大,而且速度很慢,这样大宗的运输当日连官方都觉得困难,何况民间?这个应对的办法也就是说说而已。
高昌整条街也有痛骂的,也有哭诉的,也有要到西面“元帅处”告状的,也有让与他们有关联的御史赶紧喊冤的——他们的理由就是天策大唐的施政主张从来都是说要保护境内所有良民的人身财产的,今天元帅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
然而骂也骂了,哭了哭了,告状和喊冤的事也有人在进行,可是还没出发,就已经有商人打起了小九九来,秘议道:“咱们在中枢的那帮人,看来是没法帮我们的了。我早听到消息,中枢那边是真的要严办!这次的事情,十有八九是要进行的了。什么律法也好,什么制度也罢,其实关我们什么事情?闹到最后若挡不住那位轮台都督,再来个抄底,那时候我们就连本都要亏掉了。也不想想,当初他对付庞特是什么手段!不如输少当赚吧。”
因此便都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