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没说完,张迈和李膑已经听得瞪大了眼睛,齐声道:“什么?”灵俊本来只是将此事作为其中一个大略,听张迈问道:“为什么汉人多交税而胡人少交税甚至不用交税?”乃说道:“汉民勤于耕种经商,家庭比较富裕,能纳的税多,胡人游牧,许多家庭连自给自足都不成,能纳的税少。而且汉人定居,耕种经商所产生的财富都有理路可循,田亩放在那里不会跑,商铺更是集中在那十几个市集上,征起税来比较容易,税吏只要丈量了田亩,看了店铺货物,基本上就能将税收上来。胡人却是以放牧为生,且这些人都是粗放散养,今天在此山头,明天在彼山头,曹令公能养几个税吏将沙瓜的山头跑遍、将沙瓜两州每家每户人家每年多生了几头羊清点清楚?曹令公也试过按照部落集体征税,但且每次向胡人部落征收税赋总要惹出事来,征上来的税不值多少钱却又要惹出各种麻烦,所以到后来干脆就少收或者不收,不但不收税,逢有干旱大雪还补贴他们呢。”
张迈和李膑对望了一眼,他们虽也派出了不少细作探子,但细作探子打听的都是军政方面有变化的大事,对于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常态反而忽略了。
灵俊又道:“除了税收之外,于司法上也有倾斜。胡人在野外一般不怎么受律法管辖,只是听之任之,汉人或在城内,或在村庄,管得就比较严些。若遇到胡汉争执斗殴,若汉人杀了胡人,一般都会严厉惩治,若汉人杀了胡人,除非是闹得特别大,否则能从宽处理便从宽处理,或者是关几个月,等事态平息下来就放他们走了,如果被杀汉人没有苦主,有时候就连审都不审,只当是那汉民白死了。”
张迈对那税率一事本来只是摇头而已,听到这里忍不住惊道:“什么!”他可没想到沙瓜治下竟然还有这等事情,大惑不解地问道:“曹令公人称西域贤主,为什么这般倒行逆施?”
灵俊道:“这也是有渊源的,只因当初大乱之后,曹令公为求迅速鼎定局面,因此对各方面都颇为优容,凡事先行容易者,后行困难者。汉人有守法之传统,所以以法治之易,胡人不懂法,不习惯大唐的律令,要他们也来听大唐律令就难,所以就用羁縻政策。且若是汉人被胡人害了,除非是大族人家,否则一般不敢聚众闹事——因曹令公深知大乱之可怕,所以对聚众闹事者防范得甚严。而胡人则无此禁,每遇有事,如被汉人殴打,马上便成百上千人地聚集起来闹事。且不管案件审理得如何,只要是激起胡人聚众闹事者,事后辖地官长、刑吏一定会受到曹令公的责处,认为他们治民无方。久而久之,官长、刑吏便都怕了,凡有胡汉争执,不管谁有理,谁没理,一切先以维持稳定为先,怕的就是胡人起闹牵连了自己。胡人性子狡猾,知道官长、刑吏怕他们聚众,因此一旦犯案便以聚众相威胁,而沙瓜的官长、刑吏果然害怕,若是汉人犯胡则必严加处置,胡人犯汉要么就从宽处理,要么就和稀泥了事。故而数十年日积月累下来,乃使沙瓜之律法对胡人形同虚设,胡人不知法之可畏,因此越发地肆无忌惮,而汉民眼看若起争执自己一定吃亏,所以便忍气吞声,此非河西之民天生柔弱,乃是律风如此,久而久之便都习惯了。”
张迈进入归义军辖境以后,沿途自然不免遇到许多的归义军官吏,过城遇到市民,在野外则遇到部落。
归义军为了迎接张迈早就做了种种安排,从伊州到敦煌,一路上只要是张迈经过的地方都是经过粉饰的,迎接的人和让张迈见到的人都并非这个地区居民的真实面目。
不过,张迈还是发现了一个问题。
经过市井中时,他发现汉民们普遍非常驯服,对于归义军官方的安排没有一点抵触,基本上是令下即行。
而在野外的胡人部落则不同,进入瓜州之后,有几次大军过处有胡人当道放牧,这些人显然并不在安排之内,只是恰好被大军经过时撞见,他们望见慕容归盈的旗帜也没躲得多远,有一部甚至上前来打秋风,慕容归盈也善加安抚让他们离去。
李膑眉头大皱道:“难道曹令公不晓得这样做会埋下极大的隐忧吗?”
灵俊叹道:“一开始也没料到会变成这样,等到后来慢慢地也就知道了。这些年曹令公也在尽量设法调整,只是大势已成,有道是积重难返,胡人横行得久了,如今便是要叫他们与汉民一般公平守法也难了。甚至如今有不少汉民因见律风利于胡不利于汉,便也诈称胡人。一遇有事,先不论正邪对错,而辨明胡汉。以至于曾闹出一个笑话来:
张迈见这些胡人脸带凶色,对着归义汉军并不畏惧,甚至有一点小小地轻蔑——尽管慕容归盈麾下是军,而他们是民,这些胡人部落的言行举止,让张迈感到和瓜州的汉民那种驯从完全不同。
对于这个问题张迈有些不解,他本来一路上都是骑马,这时却钻到灵俊与李膑所坐的大马车上,向他请教。
灵俊听张迈说了他的疑虑之后道:“沙瓜胡汉之所以如此,并非汉民天生柔弱,而与曹令公的政策有关。”
“什么政策?”张迈问。
灵俊道:“沙瓜的胡人部落甚多,又皆彪悍,在境内势力甚大,当初归义军大乱之余,曹令公趁机崛起,为了笼络他们而对胡汉的统治手腕颇有区别。法令上,对汉民行以严令峻法,对胡人则以安抚为主。汉人多交税,胡人少交税甚至不用交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