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它们往往更能引得文化人的钟情和雅兴。明清两工的史文典献，尤其是文人墨客的笔记文录中多有此类小店引人入胜的描写。同时，由于读书人的增多，人仕的艰难，和商业的民展等诸多原因，一方面是更我的读书人汇入商民队伍，另一方面是经商者文化素养的提高，市民文化有了更深广的发展。明代中叶一则关于“小村店”的记述很能发人深省：“上与刘三吾微行出游，入市小饮，无物下饭。上出句云：‘小村店三杯五盏，无有东西，’三吾未有对，店主适送酒至，随口对曰：‘大明国一统万方，不分南北。’明日早期召官，固辞不受。”（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二《小村店》）文中的“上”，当是今北昌平明十三陵“地下宫殿”定陵墓主神宗朱翊钧。这个在位４８年之久（１５７～年）的尸位皇帝，于国事几乎一无建树，明帝国其时已是落叶飘忽，满目西风了。那位小村店主人或许就是位洞悉时局的大隐于市者，因而才坚定地拒绝皇帝让他做官的恩赐。
清代酒肆的发展，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九衢处处酒帘飘，涞雪凝香贯九霄。万国衣冠咸列坐，不方晨夕恋黄娇。”（清•赵骏烈《燕城灯市竹枝词•北京风俗杂咏》）乾隆（１７３６～１６２０年）时期是清帝国的太平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活跃繁荣的鼎盛时代，西方文明虽蒸蒸日上，但尚未在总态势与观念上超越东方文明中心的中国。这首描述清帝国京师北京餐饮业繁华兴盛的竹枝词，堪称形象而深刻的历史实录：早克时节，日朗气清，银屑扬逸，暖意可人。京师内外城衢，酒肆相属，鳞次栉比，棋布星罗。各类酒店中落座买饮的，不仅是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中下社会中人，而且有“微行显达”等各类上层社会中人；不仅有无数黑头发人种，而且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异邦食客，东西两半还应操着说不清多少语言，服饰各异的饮啖者聚坐在大大小小的各式风格、各种档次的酒店中，那情景的确是既富诗意又极销魂的。
清代，一些酒店时兴将娱乐活动与饮食买卖结合起来，有的地区还兴起了船宴、旅游酒店以及中西合壁的酒店，酒店业空前繁荣。中国酒店演变的历史，总的趋势是越来越豪华，越来越多样化。
酒人、酒礼、酒道与酒令
一、酒人
《史记》云“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沈深好书”（《史记•刺客列传》卷八十六），首次得及“酒人”。何谓“酒人”？裴骃集解引徐广曰“饮酒之人”（《史记•刺客列传》卷八十六），即好喝酒的人。好喝酒而成习惯，常喝酒而成癖好，以酒以为乐，以酒为事，无甚不可无酒，无酒不成其人，言其人必言酒，是可谓“酒人。”由此观之，酒人是一切爱酒、嗜酒者的统称。但中国历史上酒事纷纭复杂，酒人五花八门，绝难统为简单品等。若依酒德、饮行、风藻而论，历代酒人似可略区分为上、中、下三等，等内又可分级，可谓三等九品。上等是“雅”、“清”，即嗜酒为雅事，饮而神志清明。中等为“俗”、“浊”，即耽于酒而沉俗流、气味平泛庸浊。下等是“恶”、“污”，即酗酒无行、伤风败德，沈溺于恶秽。纵观一部数千年的中国酒文化史，以这一标准来评点归类，历史上的酒人名目大致如下：
（一）上上品
上上品可谓“酒圣”。李白《月下独酌》诗云：“所以知酒圣酒酣心自开”（《全唐诗》卷一百八十二，《月下独酌》之四）。李白（７０１～７６２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隋末其先人流寓碎叶（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北部托克马克附近），白出生于此。用酒来缶时世抗争，来缓解自己在政治和精神重压下的痛苦与压抑，达到一种“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贤圣既已满，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巴中趣，勿为醒者传”（同上之二；又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贵事》卷四《醉圣》，的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正是在这种境界中，李白才发为奇语，歌为绝唱，进行了辉煌的创作，为民族留下了珠光，璀璨的伟大诗作。这种凭酒力返本还真，充分实现自我，创造非凡业绩的酒人是当之无愧的“酒圣”。酒使李白实现了自我，“天生我才必有用”，成就了伟大的业绩；酒又帮助他超越了自我，成了中华学人不阿权贵，率直坦荡，成名立业的楷模，成了民族历史上士子文人的自况形象。正如史论所称：“李白嗜酒不拘小节，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尝错误，而与不醉之人相对议事皆不出太白所见。时人号‘醉圣’。”陶潜（３６５或３７２或３７６～４２７年）字渊明，一说名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人，也堪称酒中圣人。历史上有许多可以列为酒圣的文学圣手、思想哲人，他们饮酒不迷性，醉酒不违德，相反更见情操之传岸、品格之清隽，更助事业之成就。
（二）上中品
上中品谓“酒仙”、“酒逸”辈。“酒仙”是虽饮多而不失礼度，不迷本性，为潇酒倜傥的酒人。杜甫《饮中八仙歌》云：“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乡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