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等典籍中尧舜禹等五帝的寿数皆有百年，在位几十年到近百年不等，显然是把氏族在位与个人执政混而为一，因此我们尽量把氏族与个人相分离，给出其相对年代和大事记。但难以分得很细。所以禹、舜、尧、挚既作氏族又作氏族首领对待，沿袭了传统的“约定俗成”的说法，又做了与考古文化相对应的协调或调合。但从严格的史学意义上说，这可能是不彻底的，目前似乎只能做到这一步。这或许是一个“尾巴”，留待以后慢慢去割。
四、三皇五帝年代学研究
考古学文化系列Ｃ１４数据分析，在相同的年代跨度里，在古中华大地上并列存在着不同的考古学区域类型，具有历时性的阶段性同一特征；而在上下各是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的转变正与三皇五帝时代相始终。
考古年代表上所明显显示的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大地湾文化—磁山文化—斐李岗文化等阶段性，均与古代同期的洪水天灾相终始。因此可以肯定不同文化类型的更替，是由于上古洪水和海洋进退引起，并同时引发三皇五帝时代的更替，也就是天灾导致了王族更迭，和居民迁出迁入的变换。这使我们理解为什么上古民族迁徙，时东时西、时南时北的往复进行，文化遗址俱在丘、墟、堆、墩、?阶地上。找到了一个合于生存环境生存时空的合理的历史的解释的前提。那么三皇五帝的诞生，就是面对天灾人祸挺身而出的驭世英雄；三皇五帝时代也就是战胜自然灾害后，又创造了更辉煌的人类文化与文明智慧的延续。同时对文献上三皇五帝的时代跨度，给予定位。
中国考古学文化类型的转换与上古氏族文化的创生与地理迁徙同步发生、转换，与古星象、古气候、海洋水文曲线、洪水周期性相终始，根源于章动岁差２５８００年（２６０００）的周期性和宇宙大四季变化的周期性。这个规律的发现，为上古史研究解决了年代学与族属如何与文献典籍记载、考古学文化类型对接，还原上古史的难题。根据考古学文化的类型学、层位学、Ｃ１４数据提供的年代坐标，图腾徽铭、图符、文字、星象名称、地名提供的确定的族属坐标，将历史文献、古气候、古海洋水位、洪水周期等作“殊途同归”、“同位一体”的综合研究，即可还原古史。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以后，五帝断代势在必然。那么中华三皇五帝上古史，不论由谁来写，都是势在必行的。
（六）帝喾帝挚帝尧舜禹时代（３３８０～２０７３年Ｂ•Ｃ）。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和早期龙山文化是帝喾文化（３３８０～２７９９年Ｂ•Ｃ），典型龙山文化是帝挚尧舜禹文化。帝尧２３５７Ｂ•Ｃ即帝位，帝舜２１３６～２１００年Ｂ•Ｃ（含摄政）即帝位，帝禹２１０３～２０７３年Ｂ•Ｃ，（含摄政）即帝位。夏启守孝三年，于２０７０年即帝位，为夏朝（代）开始。故公元前２０７０年为夏元年。
公元前２０７０年是如何推算出的呢？
１．秦灭西周于公元前２５６年，灭东周于公元前２４９年，以此为推算原点。
２．周积年８６７年，商积年４９６年（《竹书纪年》）、夏积年４７１年（《竹书纪年》），则三代相加为２４９＋８６７＋４９６＋４７１＝２０８３年（Ｂ•Ｃ）。
３．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商积年６２９年，夏积年４３２年（西汉刘歆《三统历》），三代相加则为２４９＋８６７＋６２９＋４３２＝２１７７年（Ｂ•Ｃ）。
《史记•始皇本纪》载有李斯奏议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这泰皇之所以最贵，是因为它所指系人皇。这个天、地、人三皇是个笼统的概念，给它具体化后，则出现了几种意见。一种意见称三皇帝为伏羲、女娲、神农；另一种意见称三皇为伏羲、神农、燧人；第三种意见称三皇为伏羲、神农、祝融；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三皇是伏羲、神农、共工。这几种意见中，伏羲、神
４．取公元前２０８３年为三皇五帝时代的下限。为什么不取２１７７年为下限呢？这涉及到五帝纪年与尧舜禹治水的洪水灾难的年代定位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靠考古学文化的年代确定。将考古学年代Ｃ１４测定与树轮校正年代的谱系，从距今约一万年到距今四千年前后（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前后）各相关的考古学年代数据，按时间先后、区域类型排出一个自然发展的连续谱系。例如龙山文化，不同地域不同遗址的年代数据，这些数据分期越细、数据越多、年代误差越小。同一个文化类型的起始和终止的年代几乎在同一个年代点上。又发现同一个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类型的起止年代，有同样的规律。这样就取在年代点上最近的一个年代，为绝对年代。这个绝对年代，去掉±值，作为历史年代的关键点。
于是：
１．据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终止点，确定为尧遭洪水的始点，然后根据文献记载确定尧舜禹治水（含共工、鲧等治水）的大事记年代点。
２．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时代的洪水年代约在公元前２２００～２２０８年之间，这同时参照水文考古数据可定。据此舍去刘歆、皇甫谧的２１７７年的帝禹下限。
３．据《尧典》四仲星的考古天文学的复原，推算其观测年代为公元前２３５７年，定尧登帝位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