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单说我在北京为官这五年来，整个北方大旱大涝，地震频仍，冬天又这样奇冷无比。甘肃、山西、陕西、山东、直隶这些地方老百姓，收成是一年比一年差。可这些地方的税赋却从来不肯减免……哪怕地方官想奏请，朝廷也不肯批。”说起国政来，王锡爵就像谈做菜一样头头是道，不复面对《几何》时的拙计。
“因为朝廷要筹边饷防御鞑子，还要供养越来越多的宗室……”说到这儿，王锡爵面现浓浓忧色道：“我看了宗人府的数据，你们怕是想不到，就在过去二十年间，宗室的数量便翻了一番，而且照这个趋势下去，增长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真担心不用五十年，就要把北方的百姓全都给逼反了……”
赵昊闻言，不禁暗暗点头，心说王锡爵不愧是王锡爵，虽然有时候不太着调，单单这份远见卓识就远超朝中九成九的官员了。
当然，那一天的到来，比王锡爵的预言要晚二十年，但那是高拱、张居正两位不出世的改革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要不是出了这二位历史上都能排前十的改革家，这大明朝在万历手里就能活活玩死，根本等不到小木匠和不高兴去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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